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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復雜性視野下的協商民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 作者:陳炳輝(廈門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日期:2016.10.08

  內容提要:在現代國家治理問題上,存在著兩種極端的片面認識:一是強調社會復雜性而陷入精英治國的模式,這與民主政治是相矛盾的;二是忽略了社會復雜性對國家治理中精英、專家作用的客觀要求,陷入某種民粹主義的思路,犧牲了國家治理的效能。隨著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日益增強,西方代議制民主日益走向精英政治、官僚政治,排斥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由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引發的民主政治困境更加尖銳突出。在現代國家治理復雜性的現實境況下,協商民主理論框架是參與式民主在當代的新發展,為國家治理實踐中精英治國和公民參與相結合的民主政治實踐尋求有效路徑。然而在實踐維度中,西方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試圖修正代議制民主排斥公民參與趨向精英政治的缺陷,彌補代議制民主性衰弱的不足,是對代議制民主的補充性制度安排,只是為克服代議制缺陷而嵌入的彌補性治理方式,并非根本性的制度設計。相比較而言,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歷史合法性,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凸顯了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優勢與現實生命力。

  關鍵詞:國家治理/協商民主/代議制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精英治國/公民參與

  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①導致了民主政治實踐過程中的價值兩難困境。為了單純實現國家治理的效能,必須依靠具有專門知識、才能的精英、專家治國,而犧牲了公民參與民主政治的主體價值;單純維護公民參與民主政治的主體價值,卻難以適應國家治理的復雜性,而以犧牲國家治理的效能為代價。代議制民主無法真正解決國家治理復雜性下的民主政治的價值困境。對此,當代的協商民主理論框架為解決這種困境提供了一種新的破解思路,力圖尋求國家治理復雜性視野下精英治國和公民參與相結合的民主政治實踐有效路徑。

  一、國家治理復雜性與民主政治的困境

  現代社會已經演變為復雜的大系統,面臨著經濟危機、政治動蕩、生態失衡、核戰爭、恐怖主義等諸多復雜性問題,某一系統產生的問題都可能引發意外的后果,甚至是巨大的社會災難,F代社會已然成為高度的風險型社會,給國家治理實踐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同時,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客觀上要求專門的知識才能,甚至是高度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領導藝術,這種基于國家治理復雜性的治理實踐,是普通公民難以通過參與民主政治活動進行把握的。由此,以公民參與為核心的民主政治,很難全方位適應現代國家治理復雜性的要求,國家治理的復雜性使民主政治陷入了某種困境。這表現在:一方面,復雜性的風險型社會要求各類精英、專家的治理,公民參與決策的民主政治很難實現,從而導致馬克斯·韋伯的悲觀結論,現代理性社會的必然趨勢是專家統治、官僚統治、精英統治,甚至是寡頭統治,這與民主政治是相矛盾的。另一方面,如果堅持公民參與的民主政治,卻由于普通公民無法把握復雜性社會條件下的國家治理過程,而付出高成本低效率的代價,從而犧牲了國家治理的效能。這就是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導致的民主政治兩難困境。

  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是前所未有的。古希臘小國寡民的城邦制度中,國家治理的復雜性程度相對較小,雅典式公民參與的直接民主還是基本可行的。但是,古希臘哲學家在思考國家治理問題時,也面臨著如何有效解決國家治理復雜性的問題。蘇格拉底反對雅典民主制依靠抽簽或選舉的辦法來任命執政官,也對雅典的公民大會深表不滿,認為組成大會的大多數是手工業者和商人,并不懂得治國技藝。在他看來,“想要得到正確的判斷,要根據知識,而不應根據多數”,②因此,國家治理需要的是既有知識又有美德的精英。柏拉圖承襲了蘇格拉底的精英治國論,認為“研究哲學和政治藝術的事情天然地屬于愛智者的哲學家兼政治家”。③只有高度的智慧和才能的哲學王來治理國家,否則將國無寧日。柏拉圖將國家視為分工的產物,他區分了社會中的生產者、保衛者和統治者,主張由金質構成的哲學王來治理國家,生產者、保衛者和統治者各司其職,各守其序,各得其所,才是符合正義的。只有哲學王這樣的精英來治理的國家才是理想的國家,因此柏拉圖也反對公民參與的民主政治?梢哉f,蘇格拉底、柏拉圖是西方歷史上最早的精英主義論者,他們都意識到公民參與的民主政治與國家治理的復雜性之間構成了客觀存在的矛盾。

  及至中世紀的歐洲封建社會,除了極少數的城市共和國外,以采邑制為基礎構建起層層依附關系,民主政治是不可能興盛的。隨著資本主義萌芽和工業革命的洪波涌起,近代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進程推翻了舊的封建統治,逐步建立起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不同于古希臘建立在小國寡民基礎上的城邦民主,近代以來的西方民主制度體系是建立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由于民族國家人多地廣,且工業社會逐步取代了農業社會,國家治理的復雜性愈益增強了,起源于雅典城邦的公民參與式民主難以適應資本主義框架內民族國家的治理要求。因此,代議制民主應運而生。正如密爾在《代議制政府》中所說:“在面積和人口超過一個小市鎮的社會里除公共事務的某些極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親自參加公共事務是不可能的,從而就可得出結論說,一個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了!雹軕撜f,代議制民主適應于人多地廣的民族國家治理復雜性的客觀要求,也切實應對了工業社會條件下國家治理復雜性的客觀要求,在這個意義上,代議制民主是國家治理復雜性的必然產物。然而,現代國家的民主治理,事實上不可能由所有公民來決定公共事務,而必須是通過一定形式的選舉產生政治精英來領導國家治理過程,人民通過選舉授予政治精英以治理國家的公共權力,這樣在形式邏輯上,代議制民主過程中的政治精英治理國家的公共政策必須反映民意,體現民意,其政治權力的行使必須相應地受到公民的監督、制約。于是,代議制民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精英治國和民主政治的結合,這是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民主政治必然要采取的實踐形式。代議制民主既不是純粹的精英治國,治理國家的精英由人民選舉產生,受民意制約;代議制民主也不是完全的民粹主義,因為人民并非直接決定國家的公共事務,而是由人民選舉的政治精英來治理國家。但是,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日益增強,西方代議制民主卻日益走向精英政治、官僚政治,排斥公民參與公共事務,背離了民主原則,由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引發的民主政治困境更加尖銳突出。

  西方代議制民主是人民通過選舉自己的代表來治理國家,在理論上人民是主人,選舉產生的政治代表只是人民的代理人,替人民說話,為人民辦事。但是,在實踐中,現行的代議制民主卻遵循著某種拋物線的軌跡:當西方政治選舉時,政治精英們許以眾多選民大量的國家治理民主化承諾,但是選舉過后,人民卻復歸被治理者、被統治者地位。西方代議制民主制度的內在邏輯在于,把人民主權的核心價值通過民主化選舉的中介形態,轉換為選民政治的“供給邏輯”。對此,盧梭早已指出代議制的弊。骸坝嗣褡砸詾槭亲杂傻;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雹莨褚坏┩瓿赏镀边x舉,在自己被代表的那一刻起就不是主人了,公民行使選舉的權利本身就等于放棄自己作為國家主人的權利。西方現實的代議制民主的結果仍然是精英政治、官僚政治,國家權力名義上來自人民,形式上擁有主權的人民代替了國王,但實質上人民還是受精英統治、官僚控制。在國家治理框架內,當代議制民主的全部過程僅僅體現為選舉民主時,它的民主政治色彩必然日益淡化,民眾的政治作用逐漸降低,甚至被排斥在國家核心政治(政策)過程之外。雖然在西方代議制民主中,公民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提出建議,甚至可以批評政府的政策,表達對公共政策的不滿,但是他們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始終是有限的。在國家治理復雜性的現代條件下,代議制民主并沒有真正超越資本主義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和矛盾性,以人的徹底解放為目標,有效解決國家治理復雜性與民主政治的現實困境。

  在西方民主國家,掌握國家權力、進行國家治理的政治精英由選舉產生,盡管為了選票必須向選民負責,顧及選民的意愿,但還會以國家治理復雜性為理由,通過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安排拒斥普通公民廣泛而真實的政治參與需求。與通過選舉產生的政治精英相比,那些通過不同途徑選拔產生的行政官僚、行政精英,則更遠離人民的控制,更具有排斥公民參與的自利傾向。近代形成的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相互獨立、相互制約,也相對均衡。但是20世紀以來,西方政治制度演變的一個共同趨勢卻是行政權力的加強和擴張。美國作為典型的三權分立國家,20世紀后總統權力不斷擴大,國會權力日漸削弱;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建立后確立了半總統制,總統在國家的立法、司法方面擁有了廣泛的權力;即使是實行議會制的英國,議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多數黨的政府要向議會負責,但是現在政府的權力也越來越加強,議會的權力地位在下降。國家行政權力的擴張,使得現代西方國家甚至被稱為“行政國家”,由此也導致了政府機構的膨脹,出現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型政府,行政官僚猛增。在全球化時代,特別是基于人類活動頻率的增加、活動范圍的擴大,政府決策和政策過程的影響力大大增強,社會發展的風險結構從自然風險占主導逐漸演變成人為的不確定性占主導,這直接導致風險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風險并存條件下,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面對現代民主國家行政權力的擴張,必須破解韋伯所說的現代國家官僚化與精英統治趨勢,才能確保國家治理與公民參與的民主價值耦合。

  二、化解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民主政治困境的理路

  國家治理的復雜性使得民主政治陷入了兩難困境,正是由于官僚政治、精英政治的盛行,推動了現代西方民主理論中流行否定人民主權、排斥公民參與的精英民主論。加塔諾·莫斯卡、維弗雷多·帕累托、羅伯特·米歇爾斯等現代精英主義政治論的早期代表,以現實主義眼光審視政治領域,對近代民主思想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認為“多數人的統治”不過是一個美好的謊言。他們主張,掌握國家權力的只能是少數政治精英,民主國家也是少數精英的統治,作為社會大多數的大眾階級,只能是被少數精英統治的政治前提。米歇爾斯更是悲觀地提出了著名的“寡頭統治鐵律”,不相信政治精英與民主制度可以結合起來。而在這一時期,馬克斯·韋伯卻力圖把精英論和民主論結合起來,成為精英民主論的早期代表。韋伯認為,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要求理性化的科層制,而多數民眾是非理性的,“群眾總是處于現實的純粹情感的和非理性的影響之下”,⑥無法正確地理解公共事務,公民參與的民主只能導致國家治理的低效率,因此韋伯把官僚化看作是現代國家理性化治理的必然趨勢,“官僚制的國家制度尤其重要,其最理性化的發展,正是近代國家的特征!雹吲c莫斯卡、帕累托、米歇爾斯不同,韋伯并不因為國家治理的理性化、官僚化完全否定民主,而是力圖將專家政治、精英政治和大眾民主結合起來,主張一種官僚民主制,其核心是民眾能夠民主選舉政治家,而政治家又能控制官僚,通過普選制、代議制來控制官僚政府?梢哉f,韋伯是現代西方最早意識到國家治理的復雜性給民主政治帶來困境,并力圖通過官僚民主制將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有機結合,以實現破解困境的思想家。與此同時,約瑟夫·熊彼特是現代西方最著名的精英民主論者,他提出競爭性選舉的民主理論,否定了人民統治的古典民主理論,實現了古典民主理論到現代民主理論的重大轉折。熊彼特認為,政治活動具有職業性意義,民主政治是職業政治家通過競爭人民選票獲得政治領導權的過程,民眾最多只有選舉的權力,不可能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的決定!懊裰髡尾⒉灰馕吨嗣竦恼嬲y治”,“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統治”。⑧人民在政治活動中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公民的參與、人民的決定,無法適應現代國家治理復雜性的要求。在西方學界,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現代西方民主理論中占有主導地位的研究范式。正是由于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使人們難以相信人民的統治,以及公民參與為核心的古典民主理論的可行性,喬萬尼·薩托利、伯納德·貝雷爾森、奧托·?怂固、丹尼爾·貝爾等當代學者都認為,在現代國家治理復雜性的條件下,公民參與的民主是行不通的。正像薩托利指出的:“隨著政治日趨復雜,知識——認知能力和控制力——也會越來越成問題。政治世界日趨復雜這一點很難懷疑的”,“公民表決式民主會可悲地迅速撞在無認知能力的暗礁上沉沒”。⑨公民并不具備相關的知識和能力,公民難以對復雜的公共決策問題有全面的把握、正確的理解,難以做出合理的決定,因此只能由具有專門知識、才能的精英來治理國家。

  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不僅導致了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困境與危機,排斥公民參與的精英民主論成為現代西方占據主流地位的民主理論,而且引起了另一些學者對民主的重新思考,推動了當代參與式民主理論的復興。20世紀6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等新左派在對現代西方代議制民主的批判中提出了參與式民主,而七八十年代以來的社群主義、共和主義思潮也都具有參與式民主的思想傾向,并逐漸成為當代西方民主理論的新熱點?藙诟5隆溈烁ド、卡羅爾·佩特曼、本杰明·巴伯都是當代參與式民主理論的重要代表。參與式民主的核心概念是公民參與,強調公民的政治參與,主張通過公民參與來解決公共事務問題,是參與式民主的根本特征,從而在理論邏輯上鮮明地區別于精英民主對公民參與的否定和排斥。在比較的意義上,代議制民主重視的是公共政策制定者如何民主地產生,卻忽略了公共政策本身如何民主地制定;參與式民主恰恰關注的是通過公民積極參與制定公共政策的問題!肮袷枪芾碚,也是自治者、共治者與自己命運的主宰者!雹馊欢,在現代國家治理復雜性的條件下,當代的參與式民主理論也沒能真正解決普通公民參與決策可能帶來的低效率、高成本問題。作為當代參與式民主理論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佩特曼在《參與和民主理論》一書中,試圖用實證方法說明參與性社會的可行性,但是她對參與性社會的論證,主要是建立在對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管理制度的案例分析基礎上,說服力依然很有限。佩特曼只是簡單地提到了參與式民主與效率的關系,她認為“參與性的制度釋放了工人們身上所蘊藏著的能量和創造性,并由此提高了效率”。(11)事實上,在國家治理復雜性的條件下,普通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決策是有很多困惑的,面對復雜性的社會問題,普通公民難以作出理性的選擇、正確的決定,是無法繞過的現實難題。

  不言而喻,現代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的代議制民主,越來越趨向于精英政治、專家政治、官僚政治。其中,精英民主論以國家治理復雜性為理由,排斥公民參與而背離民主原則,而當代參與式民主論則推崇公民參與,卻依然沒能解決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公民參與民主政治可能引發的低效率、高成本難題。及至20世紀八九十年代,協商民主理論的興起,為解決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的民主政治困境提供了一種新思路。協商民主力圖解決國家治理復雜性下普通公民如何有效參與的問題,既不像熊彼特精英民主論那樣排斥公民參與,也不像佩特曼的參與式民主論推崇公民對公共事務的直接決定。協商民主理論主張,普通公民以協商的方式參與對公共事務問題的討論、審議,使得公民協商的意見構成治國精英制定公共政策的基礎。

  總體來看,西方歷史上的協商民主實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城邦時期的民主制度,城邦公民大會對重大事務的討論體現了某種協商民主的形式。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協商是典范性的踐行政治美德和進行自治的活動。20世紀上半期的杜威則明顯具有協商民主的思想傾向,他把爭議、討論視為民主的基礎。在杜威看來,民主不僅僅是多數人的決定,關鍵在于多數成為多數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多數決定前的討論、協商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說,公民參與對問題的討論與協商過程,對民主具有重要意義。在當代,協商民主概念是約瑟夫·畢塞特在1980年提出的,20世紀90年代逐步成為當代西方民主理論的熱點。當代協商民主理論主張普通公民通過自由平等的討論、對話的協商方式參與公共決策,倡導把民主決策建立在協商民主基礎上。其中,當代著名的思想家約翰·羅爾斯、尤爾根·哈貝馬斯、安東尼·吉登斯對協商民主的推崇,具有較大的影響。

  埃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湯普森是這樣界定協商民主的:“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過相互陳述理由的過程來證明決策的正當性,這些理由必須是相互之間可以理解并接受的!(12)協商民主的核心理念是主張普通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自由平等的討論、審議、協商,以此來達成共識,實現民主。協商民主的主體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協商民主的過程是公平理性的討論、對話的過程,協商民主的目標是通過討論協商達成共識,從而成為公共政策制定的基礎;诂F代國家治理面臨著復雜性的社會狀況,存在著利益多元化、文化多元化、價值多元化,不同偏好的公民在投票式民主中可能遭遇到囚徒困境、奧爾森的集體行動困境、阿羅的不可能定理困境,個人的理性偏好會導致集體的不理性,而以討論、協商為核心的協商民主則可以最大程度上化解上述困境,通過協商縮小、減少甚至消除各種歧見,達成共識。

  協商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復雜性背景下的民主理論和實踐的新發展,是參與式民主在當代的新發展。正如詹姆斯·博曼所說的,“協商民主延續著‘激進’民主的傳統。不過,它延續的方式是通過強調公共討論、推理和判斷來調和激進的包容性的人民參與觀點!(13)協商民主推崇公民的政治參與,但是與傳統的參與式民主不同的是,它并非主張公民對公共事務的直接決定,而是主張普通公民以討論、協商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以避免公民直接投票決定公共事務的直接民主論,力求尋找一種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公民參與的有效方式。國家治理的復雜性要求具有專門知識的專家、精英來處理公共事務,而不能由普通公民來直接決定,但是放棄了公民對公共事務的決策的參與對話,又背離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在理論建構和創新意義上,協商民主為化解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的民主政治境提供了新思路。在總體上,這體現在:普通公民對公共事務的決策,可以以協商、討論的方式來參與,而不是以直接投票的方式來決定。普通公民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協商形成的民意是國家治理專家、精英們決策的基礎,從而保證了公民的有效參與,通過協商民主精英治國和公民參與的民主可以更好地結合起來,從而化解國家治理復雜性下民主政治的困境。對此,哈貝馬斯和博曼深入探討了國家治理復雜性下的協商民主問題。

  不同于其他協商民主理論,哈貝馬斯提出了雙軌制商談民主的主張。他在分析了鮑比歐、杜威和科恩的協商民主概念基礎上,闡明了自己獨特的“雙軌的商議性政治的概念”,(14)亦即這種雙軌制商談民主概念包括正式政治制度的法治國民主和非正式的公共領域的商談民主兩個方面。在此,所謂的雙軌制商談民主,一方面指的是正式的制度層面的民主,它體現在現代社會的法治國的建制化中,這種正式制度的民主是以協商討論為基礎的;另一方面指的是非正式的公共領域的商談民主,它體現在現代市民社會的交往行動中。正式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就是現代法治國的民主制度,具有憲法建制的正式形式,具有規范的民主程序。正式的政治制度的民主是與決策相關聯,直接涉及法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哈貝馬斯把正式的政治制度的民主過程稱為一種公共意志的形成過程。與此同時,哈貝馬斯所說的非正式的公共領域的商談民主,則具有不同于正式的政治制度民主的一些基本特點:其一,它不具有憲法建構的正式形式,而是普通公民自由平等的討論、對話、協商;其二,它對公共事務的討論、協商是與直接決策相分離的,不是去制定、執行法律和公共政策。為此,哈貝馬斯把非正式的公共領域的商談民主中所形成的共識,稱為公共意見或公共輿論的形成過程。這種公共意見的形成過程不同于具有建制結構的公共意志的形成過程,正式政治制度的公共意志的最終指向是要落實為決策,要決定法律和公共政策,而非正式的公共領域形成的公共意見只是一種公共輿論,不能直接決定法律和公共政策。

  雙軌制商談民主的關鍵,在于區分了公共意見和公共意志的不同過程,其核心內容是闡明了正式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和非正式的公共領域的商談民主之間的內在聯系,說明了非正式的公共領域的商談民主中公共意見是如何影響、制約正式的政治制度的公共意志的形成!吧套h性政治因此是離不開民主地構成的意志形成過程與不具有正式形式的意見形成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的!(15)在非正式公共領域的商談民主中,普通公民的話語民主、爭議討論并不在于形成決議、做出決策,但由此形成的公共意見或者說公共輿論,卻是正式的政治制度中精英的民主決策基礎,也是法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基礎。在公共領域的商談民主中體現的是一種普通公民的交往權力,“交往權力是以圍攻城堡的方式發揮作用。它對政治系統的判斷過程和決策過程產生作用,但并不想把這個系統占為己有”。(16)在哈貝馬斯那里,民主并非建立在盧梭式的公意基礎上,而是存在于人民自由討論的協商過程中,人民主權不是通過人民直接參與決策形成政治決定來實現的,而是存在于非正式領域的公民的交往行動中,存在于公民通過協商討論形成共識的過程中。公共領域的交往權力并不替代政治系統的權力,并不是直接制定、執行法律和公共政策,但是由其產生的公共意見卻能影響、制約正式政治制度的公共意志的形成。

  當代許多重大的社會問題,往往是在民間的亦即非正式的公共領域首先提出來,經過討論、爭辯并引起媒體的關注,最終成為政治機構的公共議題的。比如:日益加劇的核軍備競賽、和平利用核能和基因的科學研究所包含的風險、環境污染的生態危險、第三世界的急劇貧困化、世界經濟秩序的種種問題、女性主義問題、日益加劇的移民問題、人口種族構成和文化構成變化的問題。這些問題首先是在社團、俱樂部、職業組織、學術團體、大學的公共領域通過討論、公民倡議活動,形成了社會運動,繼而通過爭議、論辯問題得以進一步展現,隨后在政治制度的公共議程中占據一席之地。由此,公民的公共意見進入了政治制度過程,影響了相關法律和政策的產生,普通公民的公共意見最終轉化為正式的、體現公共意志的國家治理精英的決策。通過雙軌制的商談民主機制,公民的公共意見轉化為正式的法治國政治制度的公共意志,在這個意義上體現了人民主權,雖然它并不是人民直接制定政策、法律,但是通過公共意見對法治國政治機構公共意志的影響和制約,在法治國的建制化中得以實現,公民的交往權力也轉化為了能夠實現的政治權力。

  哈貝馬斯雙軌制商談民主的“二元民主”解決辦法,把普通公民的公共協商從復雜社會的決策權力中分離出來,區分了正式的政治制度中公共意志的形成和非正式的公共領域中公共意見(公共輿論)的形成。而正式的政治制度中的精英、專家,通過法治國的民主程序形成了解決公共問題的意志,對社會的公共問題作出決策。非正式的公共領域的普通公民則通過對公共問題的討論、對話的協商過程形成公共意見(公共輿論),但又不是對社會的公共問題的直接決定。于是,在這個雙軌的二元民主邏輯構造中,公共領域中的普通公民協商產生的輿論,以意見的形式影響了、制約了作為政治制度中的精英、專家決策意志的形成。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的公共決策受到了許多系統性的限制,如信息和決策成本、知識和才能的不對稱等等,因此不可能由普通公民的直接參與來決定,客觀上卻需要強有力的政治制度及其中的專家、精英來整合,以作出更加合理有效的決策。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哈貝馬斯的雙軌制商談民主把公民參與主要限制在非正式的公共領域,公民參與以意見的形式影響制約公共事務的決策,只能是一種軟約束,是否能夠真正實現人民的權力是有疑問的。按照美國學者詹姆斯·博曼的看法,哈貝馬斯的雙軌制商談民主模式,存在著將正式的政治制度的公共決策與非正式的公共領域的公民參與過分分開的缺陷,從而損害了人民主權,其民主性是不夠的。盡管博曼的協商民主理論深受哈貝馬斯的影響,但力圖以超越的方式深入分析了哈貝馬斯理論建構邏輯的價值及其缺陷,進一步推動了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協商民主問題的深入探討。

  博曼認為,哈貝馬斯商談民主的雙軌模型存在的一個重要缺陷就是把公共輿論和正式決策分得太開了,普通公民只是在非正式的公共領域形成公共輿論或者說公共意見,而正式的政治制度中的決策則由精英、專家形成公共意志。他認為:“在意志形成和意見形成之間作太強的區分會損害到任何實際的民主主權!(17)協商民主的雙軌模型理論,僅僅給予公眾以意見形成的能力以及咨詢和批評的能力,而不是給人民以真正的主權地位。不同于哈貝馬斯主要將協商民主放在非正式的公共領域,博曼把協商民主置于正式的政治制度中,從而克服了哈貝馬斯將非正式的公共領域的公共意見和正式政治制度的公共決策分得太開的缺陷。對于哈貝馬斯把公眾的意見形成和政治機構的意志形成作了過強的區分,協商民主主要是存在于非正式的公共領域,最多是對政治制度的決策起影響作用,博曼認為,這樣實際上也損害了人民主權,只把人民主權安放在公共領域復雜的交往網絡之中是不夠的?梢詫f商民主推進到政治制度中,而不能將公眾的意見形成僅僅局限在非正式的公共領域,把意志形成只交給制度的行動者了事。協商民主應該不僅體現在非正式的公共領域,也要體現在正式的政治制度中,才能真正實現人民主權。

  基于上述分析,博曼提出讓制度具有協商性,使協商民主既體現在非正式的公共領域,也體現在現有的政治制度中,特別是體現在現行的議會制度、行政制度中。在博曼看來,“包括立法和行政在內的各種政治機構都需要形成自己的公共領域”。(18)目前代議機構的立法過程雖然具有一些公共協商機制,但是仍然需要變得更具公共性和協商性。代議機構的立法過程必須更具開放性,只有存在一個政治性的公共領域,政治決策才能真正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公共意見之上。但是目前的制度設計卻將人民和本該屬于他們的政治意志隔開了,從而演變成黨派之間爾虞我詐的一套規則,那些黨派都努力把對方的影響排除在決策之外,而不是在更大范圍內協商性地形成多數。因此,立法機構需要變得更加符合協商民主的原則。

  此外,博曼認為,行政機構的協商民主不足是更為嚴重的問題。行政機構以及官僚沒有自己的公共領域,公眾和行政機構及官僚之間的互動不足,構成了對公共協商的最大挑戰,這使得行政機構和官僚擁有太多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所以,如何使行政機構形成自己的公共領域,在行政機構中實現協商民主,成為博曼更為關注的問題。相比較于立法機構而言,現代國家的行政機構更需要增強協商民主,擴展行政機構的公共協商范圍。由于社會復雜性導致了行政的官僚系統中出現了非民主性的等級化機構,如韋伯所看到的現代大規模民主制度不能沒有行政和官僚機構,但問題是這些機構不僅要有效率地執行決策,而且它們擁有針對社會復雜性所需要的專業能力和專家知識,其主要缺點就在于民主性太少,公民只被當作被動的委托人,甚至成為行政和官僚機構控制和擺布的對象。為了改變行政和官僚機構僅僅成為強調效率的執行機構,博曼提出需要推進行政機構的協商民主。每個行政機構都要圍繞自身發展出一個公共領域,包括像公共聽證和地方會議這樣的公共領域!皥绦袥Q策不能與公共協商相分離。確切地說,行政部門也可以變得或多或少地具有協商性!(19)

  現代社會的復雜性要求具有專門知識技能的專家、精英來處理復雜的公共事務問題,現代社會的國家治理也需要有各種專家、精英,問題在于如果缺少公民參與的民主機制,國家治理就可能變成精英政治、官僚政治,甚至是寡頭政治。通過協商民主的途徑,精英治國和公民參與的民主可以有效地結合起來,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性。比照哈貝馬斯的雙軌制商談民主設想通過非正式的公共領域的公民討論協商形成公共意見,制約、影響正式的政治制度中專家、精英的公共政策制定,博曼則進一步強調在國家的立法、行政機構中形成各自的公共領域,以使普通公民更現實地參與治國者的政策制定過程。這樣的協商民主模式,不是純粹的精英治國,也不是普通公民直接決定公共政策,有助于精英和公民通過協商民主的方式實現良性互動,化解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民主政治的困境。

  三、精英治國與公民參與相結合的協商民主實踐依據

  在現代國家治理問題上,存在著兩種極端的片面認識。一是強調社會復雜性而陷入精英治國的模式,主張精英政治,排斥公共事務的公民參與,從而走向背離民主的精英主義,甚至可能導致權威主義、專制主義。二是忽略了社會復雜性對國家治理中精英、專家作用的客觀要求,陷入某種民粹主義的思路,那樣可能導致政治的低效能,甚至產生極端民主制,導致多數的暴政。協商民主理論為社會復雜性條件下民主政治的運作提供了有效的啟示。不言而喻,現代社會的國家治理需要各類專家、精英,但是專家、精英的公共決策必須以普通公民參與的公共協商為基礎,在精英和民眾的良性互動中形成有效決策,現代社會的政治決策制度則需要更多的協商民主機制。

  與社會其他領域一樣,現代社會發展過程呈現的復雜性、艱巨性決定了國家治理必然是一門高超的學問。精英治國的必要性、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問題在于離開了民主政治基礎的精英治國,會走向精英主義、權威主義甚至專制主義。只有精英治國和民主政治的結合,只有將精英治國確立在民主政治基礎上,才是現代國家治理的最優出路。

  在現代國家治理復雜性的現實境況下,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論主張精英治國卻排斥公民參與,佩特曼式的參與民主論推崇公民積極參與卻忽略精英治國的重要性,二者都沒有真正解決精英治國與公民參與如何有效結合的問題。在國家治理中,協商民主理論主張通過公共協商的過程,使公民們能夠在與專家、精英的良陛互動中,真正有效地影響、制約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雖然協商民主并不是人民對公共政策的直接決定,不是人民的聲音就是一切,但是它使人民的意見能成為決策意志的合法性基礎,使決策更好地體現人民的聲音,反映人民的意志,力圖使得代議制民主變得更加民主。

  現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要求決策的科學化,決策的科學化則要求具有治理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精英、專家。問題在于現代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精英治國論者是以普通公民缺乏專業知識和才能為理由,排斥公民參與的民主,這是需要澄清的一個問題,F代國家治理的復雜性,決定了掌握國家權力的政治精英、行政精英也不可能精通所有的公共事務問題,從而難以作出全部科學的決策。在現代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化情況下,即使是擁有專業的知識、才能的治國精英也不可能是百科全書式的專家。更重要的是,現代社會精英事實上廣泛分布在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專業領域,他們不可能全部集中在國家的權力機構中,因此解決國家治理中的復雜性問題,同樣需要他們的專業意見和建議。而同樣的事實是,這些國家權力機構外的專家、精英在政治上只是普通公民,他們對于某些公共事務的專業性意見和建議,亟待以現代社會中的各種智囊團、專家庫、專業委員會等重要資政形式,作為國家權力機構中政治、行政精英決策的必要補充。這就清晰地表明,現代國家治理迫切需要通過協商民主的方式,有效整合作為普通公民的社會各界專家、精英積極地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審議和協商,共同完成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優化。在我國,政治協商機構中就集中了一大批各個行業的專家、精英,他們并非作為執政者直接決定國家的政策,但作為參政者積極參與對國家各種公共事務的討論、協商,為大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發揮重大作用,中國的政協制度實際上是協商民主的成功典范。

  其實,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并不能構成排斥公民參與民主決策的充分理由。美國民主理論家達爾認為:“專家有資格做你的代理人,并不意味著它們有資格做你的主人!(20)作為社會絕大多數的公民并非專家,是作為政治整合概念的人民的現實載體,他們不應該被排除在政治(政策)過程之外,普通公民作為公共政策的利益相關者與國家整體發展的現實水平和未來福祉共命運,同樣需要以協商民主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國家治理的實踐過程即使再復雜,也決非嚴格意義上的數理邏輯判斷過程,而是涉及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整合與價值判斷的戰略實施過程,僅僅依靠治理的專家、知識精英也不能提供系統完整的正確答案。中國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涉及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判斷,必須有人民的聲音,必須有公民的參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薄斑@個重大責任,就是對人民的責任!(21)

  當然,強調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并非等同于由人民對公共事務問題的直接決定。在國家治理復雜性的條件下,現代信息技術、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打破了公民直接參與公共事務決策在規模上、空間上的限制,全體公民網絡表決式的民主在技術上是可能的。但是這種單純的直接民主難以保證普通公民做出正確的公共選擇,實現公共利益的積極維護,反而存在著某種民粹主義式的網絡政治參與恣意。比如,如何合理調控失業率,減少通貨膨脹比率,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涉及國計民生的戰略決策,通過公民投票式民主會增大了決策的風險與不確定性?梢,國家治理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精英治國與公民參與的有效結合,在國家主導力量的支持下實現二者真正的良性互動。

  反觀西方代議制民主的缺陷之一,在于它所重視的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如何民主地產生,卻忽略了公共政策本身應該如何民主地制定。精英民主論關注治國精英如何民主地產生,卻排斥公民對公共決策的參與;參與式民主論關注公民參與,卻未能根本解決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公民直接參與的諸多困境。協商民主理論恰恰關注的是公共政策如何民主地制定問題,這為國家治理在破解復雜性前提下,發揮精英治國與公民參與的兩個積極性和有效性,注入了科學化和民主化耦合機制的可能性,有助于國家治理不斷向現代化邁進。這樣,基于國家治理實踐訴求的協商民主,便為精英治國與公民參與相結合的有效路徑提供了特色鮮明的理論依據。

  第一,協商民主是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精英治國與公民參與相結合的重要民主機制。

  代議制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基本制度,但是在社會發展復雜性的境況下,代議制民主容易產生精英政治、專家政治、寡頭政治的危險,排斥公民參與,背離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協商民主是國家治理復雜性前提下精英治國與公民參與相得益彰的適當方式,作為代議制民主的必要補充和完善機制,它能夠起到防范代議制民主走向精英政治、專家政治、寡頭政治的傾向,使現代民主制度更加完善。然而必須指出,協商民主并非是代議制民主的替代品!皡f商盡管可能成為民主程序的一個理想部分,但它也只可能是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協商民主根本談不上是一個完整的‘民主模式’,而只是整體的一部分!(22)在現代民主框架下,協商民主只是現代民主制度的一個應有程序,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須經過協商民主的程序,這為普通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審議,提供了與精英專家同等效力的制度保障,充分體現了民主的廣泛性。同時,在協商民主中,普通公民并不替代精英、專家的公共政策制定,但是通過協商民主的機制能夠使政治精英的決策能夠更好地反映民意、體現民利。因此,協商民主對于國家治理進程中重大決策的民主程序性保障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的系統化建構具有豐富的協商民主實踐經驗,在執政黨推動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中,“兩會機制”、“五年規劃”實施方案、“三重一大”的戰略決策等,都充分體現了國家治理日益走向正;、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時代特征,無不展示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實踐中生動的協商民主制度優勢,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為執政黨治國理政的創新實踐提供了有效動力。在總結新中國人民民主實踐的基礎上“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廣泛協商,體現了民主和集中的統一;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在中國,這兩種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特點和優勢”。(23)

  第二,協商民主提供了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治國精英和普通公民良性互動的公共平臺。

  現代西方國家的代議制民主實際上已經蛻變為一種選舉民主,由普通公民選舉上臺的政治精英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卻遠離了人民主權的價值理念。在國家治理復雜性的現實條件下,公民被排斥在公共事務的決策之外,這成為西方現代代議制民主政治的重大死鎖。而協商民主提供了治國精英和普通公民良性互動的公共平臺,通過對話、質問、回應,對某一個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正當性進行討論,有利于尋找解決問題的共識。一方面,專家、精英通過協商民主的平臺,能夠更好地傾聽普通公民的各種聲音,了解公眾的利益需求,從而有助于制定出更加符合公眾利益體現公眾意愿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普通公民也可以通過協商民主的平臺,能夠更好地理解由專家們制定的公共政策,從而更好地認同并接受公共政策!皬母旧现v審議民主主要強調的是公民及其代表需要對決策之正當性進行證明。無論是公民及其代表,都希望對方對他們提出的原則和規定進行說明。在一個民主體制中,領袖應該說明其決策的理由,并回應公民對其理由的質疑!(24)然而,與代議制民主相比,協商民主的實踐績效總歸要依賴于民主政治的制度性質這一重要前提展開,資本邏輯規約下的西方民主,“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后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25)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薄吧鐣髁x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薄八哉f,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豐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內涵!(26)

  第三,協商民主提供了精英治國與公民參與的民主政治相結合有效路徑。

  一方面,協商民主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先由普通公民對公共問題展開充分的討論協商,形成公共意見,爾后相關的治國專家在聽取公民意見的基礎上制定出公共政策,普通公民的自由討論成為治國專家的制定政策的基礎。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公民陪審團制度,就是在某一公共政策決定前,先“把一組隨機抽取的公民聚在一起就某一具體問題進行協商,不管這一問題是政治議題的設定還是對特定政策多種方案的選擇”。(27)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的共識會議制度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協商民主也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先由治理的專家根據某個公共問題提出解決的公共政策方案,爾后由普通公民參與對政策方案的討論、協商,進行補充、修正,目前已出現的各種聽證會、審議會就是自上而下的協商民主的方式。因此,協商民主也被稱為審議民主,各種類型的聽證會就是在某個政策方案由政府作出后,組織公民聽證會進行充分的討論、審議,并根據聽證結果對政策方案進行修正。我國在環境保護、城鄉規劃及其他關系民生的重大公共事務上,已實行了聽證會制度。國家治理問題復雜性的客觀存在,意味著某個公共政策制定的協商民主過程,需要經過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反復多次協商討論,最后才能產生出更為科學更為民主的政策方案!霸谥袊鐣髁x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我們要堅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在人民內部各方面廣泛商量的過程,就是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凝聚共識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過程,就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過程。這樣做起來,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礎,也才能凝聚起強大力量!(28)在這樣的政策制定過程中,通過協商民主的平臺保證普通公民的充分參與,卻又并非是公民對公共政策的直接投票決定,而是治國精英和參與的普通公民良性互動的過程,從而使精英治國和公民參與的民主政治能夠有效地結合起來。

  第四,協商民主的過程是精英與普通公民的平等對話與合作活動過程。

  一方面,由于知識、信息的不對稱,精英、專家在相關公共事務問題上可能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但是這并不排斥普通公民從各自的角度自由地發表意見。平等意味著協商民主過程中的“每一個具有審議能力的人在審議過程的每一個階段都有平等的機會,每一個都有機會將議題提上議事日程、都能提出政策建議、提出理由來支持或反對某項建議”。(29)公共協商過程是一種理性的討論、對話的過程,是沒有強制性的理性協商,既理性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也理性地聽取別人的意見!皡f商就要真協商,真協商就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來決定和調整我們的決策和工作,從制度上保障協商成果落地,使我們的決策和工作更好順乎民意、合乎實際!(30)只有平等的理性對話,才能使精英、專家和普通公民在公共協商過程中產生良性互動,從而產生出更加科學更加民主的決策。另一方面,“協商與其說是一種對話辯論的方式,不如說是一種共同的合作性活動!(31)協商中的精英、普通公民有不同的利益需求、不同的價值取向、不同的知識基礎,觀點有所不同,甚至可能出現最后也無法就某一政策達成完全一致的共識。但是,即使少數人不同意大多數人的意見,大多數人也不能因此忽略少數人的意見,而是盡可能地聽取,包容少數人的意見,這就是一種合作性的過程。投票可能產生阿羅悖論,無法真正消除精英與大眾的偏好一致的問題,但是合作性的協商過程,能夠促進治國精英和普通公民的良性互動,最大程度地形成共識。自由主義民主強調普通公民對政治精英權力的監督、制約,以防止權力的濫用,普通公民與治國精英被視為一種對立、對抗的關系。協商民主雖然也包含公民通過協商討論、審議參與決策的方式來制約精英的權力,但是協商民主更強調普通公民與治國精英的合作,主張普通公民與治國精英間的良性互動。通過協商民主,政治過程可以是普通公民和治國精英合作的過程、良性互動的過程,而不只是對抗、沖突的過程。這無疑是個大政治前提。在中國,民主協商的平等對話與合作活動,深刻地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下,通過多種形式的協商,廣泛聽取意見和建議,廣泛接受批評和監督,可以廣泛達成決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識,有效克服黨派和利益集團為自己的利益相互競爭甚至相互傾軋的弊端;可以廣泛暢通各種利益要求和訴求進入決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為了維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固執己見、排斥異己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發現和改正失誤和錯誤的機制,有效克服決策中情況不明、自以為是的弊端;可以廣泛形成人民群眾參與各層次管理和治理的機制,有效克服人民群眾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治理中無法表達、難以參與的弊端;可以廣泛凝聚全社會推進改革發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項政策和工作共識不高、無以落實的弊端。這就是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所在”。(31)

  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導致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兩難困境,也正是由于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客觀上要求“擴大團結面、增強包容性,拓展有序政治參與空間”,(32)從而為化解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的民主政治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協商民主超越了國家治理傳統理論之維中的精英主義和民粹主義兩種極端,確立了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精英治國和公民參與的民主政治相結合的重要機制,其制度設計的價值指向是達成國家治理的科學化和民主化。

  盡管西方協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是在現代西方代議制民主面臨著各種困境和危機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試圖修正代議制民主排斥公民參與趨向精英政治的缺陷,彌補代議制民主性衰弱的不足,這已成為當代西方民主理論和實踐的新變化,但是在西方國家治理實踐中的協商民主采用的“公民陪審團”、“共識會議”、“民意測驗日”、“協商日”等制度,是對代議制民主的補充性制度安排,只是為克服代議制缺陷而嵌入的彌補性治理方式,并非根本性的制度設計。

  相比較而言,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鮮明的歷史合法性,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在歷史與現實發展進程中,協商民主制度的內涵十分廣泛,包括政治協商制度、社會協商制度和基層協商制度,這三大制度有效構成了政治精英、社會大眾與專家和基層群眾三位一體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化體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時代背景下,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不斷“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這充分說明,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就是要“通過一系列科學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設計,以及由此而來的政治實踐及其過程,以促成社會上各種政治主體之間廣泛協商和互動治理,使廣大人民群眾都能在體制內充分和便利地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民主權利,自由、平等地參與公共生活和國家管理,參與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執行,參與自身利益的落實和維護;促進黨和政府的科學決策與理性施政,在確保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協調發展的同時,實現人民群眾與政府、政治代表人士和社會組織之間相互關系的和諧”。(33)社會主義協商民主貫穿中國共產黨、各級政府及基層社區決策的全部領域,共同推進我國公共政策的民主協商決策過程,凸顯了國家治理復雜性條件下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優勢與現實生命力。

  注釋:

 、購V義而言,國家治理復雜性是一個復合性概念,意味著在現代社會(尤其是風險社會)背景下,治理對象更加復雜多變、治理主體更加多元、治理結構更加動態復雜、治理方式更加靈活多樣、治理結果更加難以預測。就本文而言,對于國家治理復雜性的強調側重在治理對象及治理結果的維度,并在此視野下考察協商民主在達成治理績效與化解民主政治困境方面的獨特價值。

 、凇墩軐W研究》編輯部:《外國哲學史論文集》第2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8頁。

 、郯乩瓐D:《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15頁。

 、躂.S.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55頁。

 、荼R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25頁。

 、揆R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下卷,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811頁。

 、唏R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韋伯的兩篇演說》,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60頁。

 、嗉s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吳良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15頁。

 、釂獭に_托利:《民主新論》,馮克利、閻克文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第129頁。

 、獗窘苊鳌ぐ筒骸稄妱菝裰鳌,彭斌、吳潤洲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1990年版序言”,第7頁。

  (11)卡羅爾·佩特曼:《參與和民主理論》,陳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1頁。

  (12)埃米·古特曼、丹尼斯·湯普森:《審議民主意味著什么?》,談火生等編譯:《審議民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頁。

  (13)詹姆斯·博曼:《公共協商:多元主義、復雜性與民主》,黃相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序”,第1頁。

  (14)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第378頁。

  (15)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第382頁。

  (16)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第646頁。

  (17)詹姆斯·博曼:《公共協商:多元主義、復雜性與民主》,第157頁。

  (18)詹姆斯·博曼:《公共協商:多元主義、復雜性與民主》,第159頁。

  (19)詹姆斯·博曼:《公共協商:多元主義、復雜性與民主》,第161頁。

  (20)達爾:《論民主》,李相光、林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80頁。

  (21)《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6日,第4版。

  (22)朱迪斯·斯夸爾斯:《協商與決策:雙軌模式中的非連續性》,毛里西奧·帕瑟林·登特里維斯主編:《作為公共協商的民主:新的視角》,王英津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80頁。

  (23)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第2版。

  (24)埃米·古特曼、丹尼斯·湯普森:《審議民主意味什么》,第4頁。

  (25)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第2版。

  (26)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第2版。

  (27)格雷厄姆·史密斯、科琳娜·威爾斯:《公民陪審團與協商民主》,毛里西奧·帕瑟林·登特里維斯主編:《作為公共協商的民主:新的視角》,第108頁。

  (28)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第2版。

  (29)喬舒亞·科恩:《審議與民主的合法性》,談火生等編譯:《審議民主》,第178頁。

  (30)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第2版。

  (30)詹姆斯·博曼:《公共協商:多元主義、復雜性與民主》,第25頁。

  (3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第2版。

  (32)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第2版。

  (33)李金河:《如何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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